Wilson

　　本報特約評論員傅達林
　　如果運輸並不帶有危害野生動物的目的，就不宜動用刑罰。違背立法目的的執法，不僅不利於社會治理，反倒會招致種種質疑。
　　有馴養繁育證，沒辦運輸證，帶著猴子去外地表演是否構成犯罪？連日來，河南新野4名猴戲藝人跨省演藝被定罪，引發全國輿論關註。是否存在報複性執法，究竟應該行政處罰還是刑事處罰，諸多焦點並未隨著黑龍江相關辦案人員的答記者問而消散。
　　對刑事執法的評判首先需回歸法律。該案的案由涉及“非法運輸珍貴、瀕危野生動物罪”。刑法對這一罪名的完整規定是：非法獵捕、殺害國家重點保護的珍貴、瀕危野生動物的，或者非法收購、運輸、出售國家重點保護的珍貴、瀕危野生動物及其製品的，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，並處罰金。在文義上，立法包括了“非法運輸”行為，而根據野生動物保護法規定，運輸、攜帶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出縣境的，須經行政主管部門批准。4名被告人未辦運輸證，構成“非法運輸”。
　　問題在於，是否所有“非法運輸”的行為都一律入罪呢？野生動物保護法第三十五條規定，違反本法規定，出售、收購、運輸、攜帶國家或地方重點保護野生動物的，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門沒收實物和違法所得，可以並處罰款。據此，對非法運輸珍貴野生動物的行為，立法設計了行政處罰和刑罰兩種懲治措施，並不意味著此類行為都要入罪。而哪些需要入罪，則應當考量刑法的立法目的。
　　從罪名的完整表述看，刑法目的在於打擊破壞瀕危野生動物的行為，以更好地保障野生動物。之所以將運輸環節入罪，乃是其構成了非法買賣國家珍稀、瀕危野生動物的重要途徑。如果運輸並不帶有危害野生動物的目的，就不宜動用刑罰。司法實踐中，這一罪名的適用也大多針對同時兼有非法購買或出售的行為。單純攜帶合法馴養的猴子外出表演，並不具有危害野生動物的主觀目的，也沒有多大的社會危害性，因而並不符合該罪的立法目的。
　　從執法治理的角度看，選擇行政處罰還是刑罰，既要看違法行為的危害程度，也要考慮懲治措施的成本。刑罰的啟用，比行政處罰要耗費更多的司法成本，倘若能夠採用行政處罰進行責任矯治，就無需上升到刑罰層面進行追訴，否則便如同“殺雞用牛刀”。而違背立法目的的執法，不僅不利於社會治理，反倒會招致種種質疑。本案中，警方為何主動採取強制取保候審？為何將之前扣押的6200元現金轉為取保金？這種執法與之前的衝突有無關聯？更富有諷刺意味的是，原本應當是保護野生動物的刑事執法，最終卻造成了一個猴子不明死亡，而警方所謂“自然死亡”及退回猴子“屬於人性化執法”的說法，既缺乏對執法嚴肅性的理解，也給人一種“理窮詞盡”的印象。
　　相關報道見A25版　　（原標題：對猴戲藝人用刑罰違背立法目的）